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与普通法律在多个维度上存在本质差异。这种差异不仅体现在法律地位、制定程序等显性特征上，更深刻地反映在国家治理体系的核心逻辑中。理解两者的区别，对于把握法治国家的运行机制具有基础性意义。

宪法与普通法律的首要区别在于法律地位与效力的层级关系。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所有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都必须以宪法为依据。这种效力层级通过宪法序言和正文中的"本宪法"表述得以确立，任何与宪法相抵触的规范性文件都会因违宪而被确认无效。例如，2018年宪法修正案确立的监察体制改革，直接导致《监察法》的全面修订，展现了宪法对普通法律的决定性影响。而普通法律作为宪法实施的具体规范，其效力范围仅限于调整特定社会关系，且不得突破宪法设定的框架。这种效力差异构成了现代宪政体系的核心结构。

在制定程序上，宪法与普通法律存在显著区别。我国宪法制定需要遵循特别严格的程序：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提议或1/5以上代表联名提出，经全体代表2/3以上多数通过，并在公布后产生法律效力。这种程序设计确保了宪法制定过程的严肃性，体现了对根本制度进行调整的审慎态度。相比之下，普通法律的制定程序更为灵活，只需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根据主席团、委员长会议、10名以上代表联名或国务院、中央军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提案，经相应表决程序即可通过。这种程序差异直接导致法律体系内部形成金字塔结构，宪法处于顶端，普通法律构成塔身，形成多层次的规范体系。

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内容范围差异同样显著。宪法主要规定国家根本制度、公民基本权利义务、国家机构组织原则等基础性内容。以我国宪法为例，前四章分别确立了国体、政体、国家机构、公民基本权利义务，这些规定具有不可替代的稳定性。而普通法律则聚焦于具体领域的规则设计，如《民法典》规范民事关系，《刑法》规定犯罪与刑罚。这种内容分工使得普通法律能够及时回应社会变迁，而宪法则保持相对稳定。但需注意，普通法律不得与宪法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这种界限在司法实践中常通过合宪性审查机制来维护。

监督机制的不同是宪法与普通法律区别的重要体现。针对宪法，我国建立了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核心、包括宪法合宪性审查委员会在内的监督体系。2018年成立的宪法合宪性审查委员会，专门负责处理宪法解释请求和合宪性审查案件，确保法律体系的内部统一。而普通法律的监督主要依靠立法机关的备案审查和司法机关的个案审查。例如，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某地方法规案时，指出其与《民法典》存在冲突，从而推动该法规的及时修订。这种监督机制的差异，使得宪法具有更强的自我完善能力，而普通法律则通过动态调整适应社会发展。

从制度功能角度观察，宪法与普通法律构成互补关系。宪法作为价值宣言，确立国家治理的终极准则，其稳定性为法治建设提供基础框架。普通法律作为实施工具，通过具体规范将宪法精神转化为可操作的制度安排。这种分工在监察体制改革中尤为明显：宪法确立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机构的宪法地位，而《监察法》则详细规定了监察机关的职责权限和运行机制。二者的协同作用，确保了国家治理体系既保持根本原则的连续性，又能灵活应对现实挑战。

在当代法治实践中，宪法与普通法律的互动关系不断深化。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2018年宪法修正案增设了"生态文明"条款，直接推动了《环境保护法》《可再生能源法》等系列立法的完善。这种互动关系在司法领域同样显著，最高人民法院在指导性案例中频繁援引宪法原则，为法律适用提供价值指引。同时，普通法律实施中的问题也会反哺宪法完善，如2013年《商标法》修订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修宪论证程序，最终在2018年宪法修正案中强化了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这种宪法与普通法律的差异体系，本质上反映了现代国家治理的二元结构。宪法作为价值核心，普通法律作为技术工具，二者共同构成国家治理的"双轮驱动"。理解这种区别，不仅能更准确把握法律体系的内在逻辑，更能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随着法治建设的深化，宪法与普通法律在互动中持续优化，共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向着更加成熟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