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之际实现第二次合作。然而随着战局发展，双方在战略路线上的分歧逐渐显现。1940年12月7日深夜，皖南事变爆发，这场震惊中外的军事冲突不仅改变了抗战格局，更成为国共关系的重要转折点。

1937年9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调整部署部署之训令》，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集团军新四军。至1940年，新四军已发展至4.6万人，控制皖南、苏南、豫鄂等7块根据地。国民党方面，军事委员会于1939年12月颁布《剿匪区内各省军事政治工作纲要》，明确要求新四军"开赴苏北前线"。但国民党当局实际将新四军限制在长江以北4县12镇，仅允许驻扎皖南云岭地区。

1940年9月，中共中央南方局与国民党谈判代表在武汉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协议》，但双方对军队整编方案存在根本分歧。国民党要求新四军整编为10个师，而共产党坚持保留6个主力师。11月，周恩来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未果，返回皖南与叶挺、项英紧急磋商。据《新四军军部会议记录》记载，项英提出"暂缓北移，相机坚持皖南阵地"的方案，但叶挺认为"按既定计划行动，避免被动"。

12月4日，新四军军部收到国民党军令部急电，要求11月30日前北移至皖北。云岭地区地形复杂，北移路线需穿越国民党控制区。参谋长李子芳组织参谋团绘制详细地图，发现原定路线有3处被国民党军队控制。项英坚持原计划不变，12月6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皖南行动部署的决定》，但未明确是否携带电台。

12月7日凌晨3时，新四军先头部队遭遇国民党税警总团伏击。据新四军政治部《皖南事变报告》记载，税警在麒麟岭设伏，造成200余人伤亡。叶挺亲率200人掩护军部转移，在罗龙岭遭遇国民党第218团阻击。新四军参谋处主任周子昆在突围中负伤，副参谋长袁国瑞壮烈牺牲。此时距北移令规定的最后期限仅剩23小时。

8日拂晓，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发布《关于清剿新四军皖南部队的训令》，调集7个师共10万兵力实施合围。新四军军部在国民党飞机轰炸下被迫转移，叶挺在梅岭被俘后拒绝谈判，写下《梅岭三章》。至12月14日，新四军余部9000余人集中于繁昌地区，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激烈战斗。据《第三战区作战日志》记载，繁昌保卫战持续7昼夜，最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离。

事变造成重大人员损失：新四军伤亡4770人，被俘920人，损失电台3部，军部文件尽毁。国民党方面宣称毙伤俘共6000余人，但据美国驻华武官团调查，实际伤亡约2000人。国共合作破裂后，共产党迅速调整战略，1941年1月成立军政委员会，毛泽东提出"把系统性和个别性结合起来"的斗争原则。新四军转移至苏北黄桥地区，与陈毅部会师，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

事变发生当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皖南事变的通电》，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破坏统一战线"的罪行。12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报告，系统阐述对国民党的"有理、有利、有节"斗争原则。1941年6月，美英等国提出调停建议，但国民党坚持要求共产党"全部交械"，谈判陷入僵局。

历史学者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中指出，皖南事变暴露了国民党"以华制华"的局限。美国学者费正清认为，事变导致中共在华北、华中根据地获得更大自主权。日本学者儿岛襄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分析，国民党军队伤亡数字被夸大以转移舆论。2016年中美联合解密档案显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事变前已掌握新四军北移情报，但未及时沟通。

皖南事变作为抗战史上的关键节点，促使共产党完成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战略转变。1941年9月，新四军重建军部，陈毅接任军长，部队迅速恢复至2.1万人。至1945年抗战胜利，华中抗日根据地扩大至25万平方公里，人口超2000万。这一事件验证了毛泽东"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论断，为中共最终夺取政权奠定军事基础。2017年，中共中央将皖南事变纪念日定为"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纪念日"，彰显历史教训的深刻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