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发展可追溯至先秦时期，其中最早上场的自然地理考察著作当属《山海经》。这部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典籍，以系统性的地理记录和物产考辨，构建起中国早期自然地理研究的雏形。在先秦时期"书同文"尚未完全实现的文化背景下，《山海经》以其独特的体例和内容，将地理认知从神话传说中剥离，开创了以实证观察为基础的地理考察范式。

《山海经》的地理体系建立在对华夏文明的地理空间进行全景式扫描。全书共18篇，其中《山经》5篇记载了510座山岳的方位、脉络与物产，《海经》4篇则描绘了东海至西海的地理风貌。这种"以山为经，以海为纬"的编纂方式，将地理空间划分为经纬交织的网格系统。在具体记载中，不仅标注了山脉的起止方位和海拔高度，还详细记录了各山之间的距离与交通路线，如"又东三百里，曰仑山，其阴多白金"的记载，既指明了地理位置，又标注了矿物资源分布。这种将地理要素与自然物产相结合的记录方式，为后世地理学中的"物产地理学"分支奠定了基础。

从科学考察角度看，《山海经》体现出显著的实证特征。书中对地理现象的记录具有可验证性，如对长江、黄河等大江大河的流程描述，与现代地理学认知存在高度吻合。在物产记录方面，不仅记载了动植物分布规律，还注意到地理环境对物种分布的影响，如"鸟首蛇身，四足，见则天下大旱"的记载，虽带有神话色彩，但暗示了气候异常与生物特征间的关联性。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地震、火山等自然灾害的记录，如"阳山多玉，其阳多赤金，其阴多白金"的记载，实际上暗合了地质构造与矿产分布的规律，显示出早期地质学的萌芽。

这部典籍的编纂过程本身即包含系统的考察方法。据《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前曾受命"究览山海而图其地"，《山海经》的成书可能受益于当时系统的地理考察实践。书中对西域地区的记载虽多存疑，但"昆仑之虚，下有弱水已北，不生草木，有草名为嘉谷，食之可以益气"等描述，与后世对塔里木盆地生态的记载形成呼应，显示出实地考察的痕迹。这种将文献考证与实地勘测相结合的方法，开创了中国地理学"经世致用"的传统。

《山海经》的局限性与其编纂背景密切相关。作为综合性的地理志怪典籍，书中约40%的内容涉及神话传说，如"不周之山，少昊之国"等记载，难以区分事实与虚构。这种虚实交织的体例虽拓展了地理认知的边界，却也影响了科学性的严谨性。但值得注意的是，编纂者并未完全排斥实证观察，在大量神话叙述之外，仍系统记录了200余种动植物、50余种矿物和30余种药物，这些内容经过考古学验证，确有相当比例与实际相符。如对银杏、水松等孑遗植物的记载，比欧洲同类记载早出数百年。

《山海经》的地理考察对后世影响深远。东汉王充在《论衡》中首次提出"山川异域，习俗不同"的地理认知，直接受惠于《山海经》的多元地理观。魏晋时期郭璞注《山海经》，将其中地理记载与《禹贡》《水经》相互印证，形成系统的地理学注释体系。至北魏郦道元著《水经注》，更将《山海经》中的山川记载与实地考察相结合，开创了地理学"以注解经"的典范。这种学术传统的延续，使《山海经》成为串联中国地理学发展史的基因链。

从世界地理学发展史观之，《山海经》的成书早于希波克拉底《空气与水的性质》、托勒密《地理学》等西方经典著作数百年。其将地理考察与物产研究相结合的体例，影响了朝鲜半岛的《混一疆域图》、日本《万国图》等东亚地理著作的编纂。在当代地理学研究中，《山海经》的生态地理思想仍具启示意义，如书中对"五藏山经"的分区记载，暗合现代地理学中的生物地理区划理念。

这部跨越千年的地理典籍，既是先民探索自然环境的智慧结晶，也是中华文明"格物致知"精神的生动体现。它证明早在两千年以前，中国先贤已建立起系统的地理考察方法，并将这种认知传统延续至今。在全球化时代重读《山海经》，不仅能感受古代地理学的独特魅力，更能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历史镜鉴——正如书中所言"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地理认知的深化始终是文明对话的基础。